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依书中出现顺序，截至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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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鲁宾，那位芝加哥出生的少年，50年代和洛杉矶一名叫黛安娜·韦伯的年轻裸体模特的照片有一段自慰的恋情——她日后促使他在芝加哥开了一家按摩院，提供服务的是手掌中抹了香脂的女按摩师，警察突袭时常常逮捕她们。他于2007年1月在芝加哥寿终正寝。鲁宾先生享年67岁。他一生只结了一次婚，离婚后，留下一个儿子朱尔斯·鲁宾，据引述，朱尔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登的讣告中说，他过世的父亲一生相信美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接触色情产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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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韦伯成为裸体主义者时的志向当然不是成为全国男人的梦中女神。她在50年代为艺术摄影师摆裸体造型时相当天真地相信她仅仅是作为身体艺术的范本而被观看和欣赏，远离它在对艺术摄影没有鉴赏力的人——年轻的芝加哥人哈罗德·鲁宾——身上所激发的情欲。现在她年逾七旬，还是住在洛杉矶，常常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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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海夫纳现在83岁[200] ，住在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宅邸，1955年选择了黛安娜·韦伯作为他的杂志5月刊上的玩伴女郎。我2008年4月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心满意足地和三个丰满的金发女郎合住在豪华的寓所，她们也作为常客参加他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邻家女孩》（The Girls Next Door） 。除了他的年龄和“课余兴趣”，他坚决把持对那本他1953年创办的杂志最终的编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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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一个多世纪前就声名显赫，因为他是反对销售和散发色情图片和出版物全国首要的请愿人，年少时在康涅狄格州他控制不住自慰，以至于他认为这问题无法可解，除非从全国的报刊亭和邮政系统清除任何会诱使他勃起的东西。他逐渐成为控制狂和警惕的检查员，手握权柄能把大部分反对他禁制政策的出版商和自由思想家关押起来。有一个起身反对但最终被投入监牢的人，地下发行人D.M.本内特。
2006年，纽约阿默斯特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发行了本内特的传记——罗德里克·布拉德福德写的《D.M.本内特：真理探寻者》。
关于考姆斯托克（卒于1915年）的书包括：《纯真在危难中：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与家庭繁衍》（Imperiled Innocents：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 ，作者尼古拉·拜塞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人生与事业》（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作者是安娜·路易斯·贝茨（美洲大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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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了休·海夫纳早年间的家庭生活和《花花公子》编辑生涯。他1949年第一次结婚娶了一位西北大学的同学，芝加哥人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1952年这对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第二个孩子大卫生于1955年，但是他们十年的婚姻在1959年终结。米尔德丽德不久就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但又迅速离婚，但休在此后的30年间都是单身汉，虽然他和像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这样的玩伴女郎（本书第24章对两人均有描述）保持了恋人关系。但是在1989年他娶了一位叫金伯丽·康拉德的玩伴女郎，生了两个儿子——生于1990年的马斯顿·海夫纳和生于1991年的库珀·海夫纳。尽管金伯丽和休·海夫纳于1999年分居，她仍旧和儿子们一起住在宅邸地产上一处分开的寓所。
海夫纳和金伯丽分手后——他说自己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对她忠贞不贰，他的“室友”更换得太频繁，很难说哪一位才是宅邸的第一夫人。目前获他青睐的三人组中有一个格外直言不讳的玩伴女郎，28岁的霍莉·麦迪逊，她2008年2月告诉《美国周刊》的记者，她和海夫纳打算要孩子。海夫纳先生对此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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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思，一位博学的色情文学作家，对文学价值的领悟一贯准确，却因为鲁莽不顾反淫秽法，常常入狱，他1974年卒于纽约，享年80岁。他成年后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因为他发行了数十本在性方面露骨的书籍杂志，例如20年代发行的小说《尤利西斯》和30年代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在当局未许可的情况下暗中销售。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早前一项对罗思的判决，但判决书中的用语却缩小了对淫秽定义的范围。结果很多之前被禁止的书籍，现在大众都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架子上看到。
杰·A.格茨曼现在正在写塞缪尔·罗思的传记，他是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的英文系荣誉退休教授。[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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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罗塞特，格罗夫出版社的前卫出版商，1959年利用最高法院刚放宽的淫秽案审判（由罗思案引起的），（第一次合法地）出版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样的作品，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小说和电影，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格罗夫出版社发行。
2008年11月，86岁的巴尼·罗塞特在纽约第59届全国图书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获得了“文学家奖”，以表彰他在文学自由最前线的事业。2008年早些时候，他也在全国反检查制度联盟赞助的活动中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最近写完了一本自传，阿尔贡金出版社计划于2009年出版。[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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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拉洛，洛杉矶的保险业经理，他60年代和女同事通奸的事不仅在第8章有详细描述，在《邻人之妻》后面大多数章节中都是一个参考事件，他现在76岁，已经从保险业退休很久了。他和第二任妻子辛西娅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但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朱迪斯保持了朋友关系，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定期去洛杉矶拜访她，通常他们现在44岁的儿子和42岁的女儿也会来。约翰·布拉洛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曾经的情妇芭芭拉·威廉森联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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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威廉森与约翰·威廉森45年来非独占性的婚恋，一点也没有受到她和约翰·布拉洛还有其他许多情人的亲密关系的影响，1973年卖掉在洛杉矶的自由性爱砂岩社区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全美四处旅行。最近几年他们在内华达州法伦市定居下来，主持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研究他们家里众多从虎斑猫到老虎不等的猫科动物。他们的组织叫作“与猛虎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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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廉森现在76岁了。在有机会宣传他在意的项目的场合，他会接受媒体采访，出现在电视栏目中。2008年春天，他同意作为嘉宾出现在一部叫《性：一场革命》（Sex：The Revolution） 的四集纪录片中，该纪录片由纽约的佩里电影公司制作（www.perryfilms.com）。2009年1月，他和妻子芭芭拉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SandstoneCommunity.com，作为威廉森夫妇和很多追随者所认同的准则的信息中心。[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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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涉及约翰·威廉森在亚拉巴马州的少年时代，以及创办砂岩之前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做空间工程师的日子，但基本上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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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提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性研究诊所，当约翰·威廉森思忖建立砂岩隐居所的时候，这家诊所是他脑中的一个模范样板。
一本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新书将由基础书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书名是《性爱大师》[204] ，作者是托马斯·梅尔。书中透露威廉·马斯特斯博士与弗吉尼亚·约翰森结婚21年后，在1992年圣诞节要求离婚，使她大为震惊。78岁高龄的他爱上了一个75岁的女人，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就认识但并不熟悉。他们于1993年结婚。2001年马斯特斯85岁时在图森市的临终关怀医院去世，死于帕金森病的并发症。弗吉尼亚·约翰森现在83岁，没有再婚，独自住在圣路易斯市的公寓里。[205] 曾经名声大噪的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与他们的婚姻以及其他托马斯·梅尔在新书中提及的因素一起逝去。他写道：
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他们的解剖学发现和临床描述推行用医疗的方法处理性爱，这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即由美国制药业催生的以药物引起性高潮。大制药厂从前处于精神性欲研究的边缘，现在从伟哥以及其他解决勃起障碍的热卖品中大赚了一笔。1998年把伟哥推入市场的公司辉瑞在十年里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中盈利13亿美元。
梅尔先生继续解释说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医学为导向的方法——有似乎不可思议的80%的治愈率——现在由一个小瓶子里能百分百成功的解决方案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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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砂岩的伴侣们——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以及其他作为大家庭成员在70年代初加入他们的伴侣们，现在住在美国各个地方，相距甚远。但是一个砂岩成员，那时帮助约翰·威廉森管理砂岩的马丁·齐特，他目前住在帕萨迪纳市，承担了某种砂岩老成员负责人的职责。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如何找到以前的成员。他也在写一个关于他自己在砂岩的经历的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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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布拉洛在砂岩的恋情在70年代初导致了她和约翰·布拉洛的婚姻破裂。她现在73岁，独身在洛杉矶住了几十年，她正和一个男人约会并有与之结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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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详述了阿尔·戈尔茨坦70年代初创办杂志《搞》的事业。他和他的期刊成功了几年，但之后一系列因素——健康问题、花费巨大的离婚、乱花钱且经营不善——最终导致了他的破产。2007年，《纽约邮报》报道他拒不归还向某位前妻借的将近5万美元借款。阿尔·戈尔茨坦那时71岁，无家可归。[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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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描述了70年代初按摩院的激增，以及它们如何在像《搞》这样的报刊上登广告以吸引人们关注。但是现在按摩院在互联网上登广告，这当然加速了《搞》和其他70年代涉及性交易的抢手期刊盈利下滑并最终停刊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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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提及的交换性伴侣活动在70年代当然不局限于砂岩隐居所。摇摆俱乐部（Swing Club）全国都是，像上一段提到的按摩院一样，它们在以性为导向的期刊上宣传它们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些交换性伴侣的人也在用互联网联系；而且据一名正在做调查的作家说，交换性伴侣的活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盛行。这名作家杰夫·舒尔特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东汉普顿，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网上求爱”的书。他也告诉我，在新泽西州的大洋城——我出生的有7000户人的社区，一个世纪前由卫理公会牧师建立，在那儿直到今天销售酒精饮料仍旧是违法的——有20对情侣是Adultfriendfinder.com的会员，另外14对是Swinglifestyle.com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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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部分关注的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他19世纪中期在纽约州奥奈达市建立的多偶制社区。对我来说，诺伊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那时候的活动，似乎与警察2008年4月查抄的西得克萨斯州多偶论者社区里的活动类似。当局抓住了400多名社区里的孩子，说是以一通电话为线索找到了他们，据说该电话是由一名16岁的女孩儿打来的，投诉她49岁丈夫的行为。警方没有找到这名女孩儿，也没有核实是谁据传闻打了这通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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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英亩的砂岩地产——它的主屋坐落在1700英尺高的马利布群山间——今天看起来和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70年代经营他们的社区时别无二致。它目前作为农场由一个来自圣莫尼卡的家族所有和使用，这个家族以开发地产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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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的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那位英国生物学家，也是砂岩的常客——他在拜访时写下了世界畅销书《性的愉悦》（The Joy of Sex） ——因脑出血卒于1991年，享年71岁。2009年皇冠出版社再版了由苏珊·奎利亚姆修订的《性的愉悦》。
70年代初和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一起是砂岩常客的另一位学界人物是萨丽·宾福德，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邻人之妻》将她描述为一位“有着灰白色头发、优雅的46岁离异女人，她美丽匀称的身体总是让一个又一个恋人热情洋溢”。
萨丽·宾福德博士在1993年2月20日自杀，留下了这封遗书：
致我爱的人们，
你们中大多数都知道我考虑离开已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出于绝望或消沉，而是出于让事情善终的渴望。我已足够幸运能有精彩的一生，一大群（难以置信的）朋友和爱人的爱与支持使我的生命无比丰富。我不想让这生命在衰弱和依赖的日子里焦枯。我参加过足够多赌局，知道在你们领先（或至少平局）的时候退出是明智的。你们中熟悉我生日的人会看出，我选择离开的日子让我可以有如下墓志铭：
永远69岁！[207]
爱和永别，
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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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埃尔斯伯格，1970年作为萨丽·宾福德的客人有时会到砂岩去——1971年他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暴露出美国政府欺骗掩盖在越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历史，这之后尼克松白宫将他视为恶棍反派——他现在77岁，精力丰沛，活跃地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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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基廷，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辛辛那提市检察官，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理查德·尼克松选他做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领袖——他之后入狱，因为卷入一起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储蓄贷款丑闻，此事令纳税人到21世纪都负担繁重。2008年秋天奥巴马——麦凯恩选战快结束的时候，基廷的名字从遗忘中又浮现，政治和社论撰稿人提醒读者80年代末时，约翰·麦凯恩曾是从基廷那里收过捐款的五位参议员之一，这五人也曾被指控试图介入保护基廷的林肯储蓄贷款协会免受法责。[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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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详述了斯坦利·弗莱什曼这位残疾但不屈不挠的辩护律师的事业，他1999年9月卒于洛杉矶，享年79岁。作为第一修正案专家，他的委托人名单上有很多本书着重描写的人——砂岩的房客、黛安娜·韦伯、色情读物出版商威廉·哈姆林，还有制作推销了X级电影《深喉》的制片人。
《深喉》的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2008年10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死于中风，享年80岁。这部电影1972年上映，票房如此成功，常为称为色情电影界的《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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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记述了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杂志以及他其他企业面临的财政困难，这种情况持续到2008年公司的54周年庆。据估计，杂志的月销售量从80年代的340万份下滑到260万份。《纽约时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将这一情况及其广告收入的下跌归因为，这反映出“新旧媒体之间的挤榨”以及“在互联网上轻易就可以看到一丝不挂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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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人之妻》的最后一章我作为本书作者客串出场，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以表示不管曾和写到的一些人多么亲密地接触，我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做一个观察者。不过，我经常怀疑我的婚姻会否因写作这本书而破裂。但是它持续了下来。2009年6月，南和我将要庆祝我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
译后记
我总是疏离的，和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想着假如把正在做的事情写下来会怎样，我总是对我能写下来的故事感兴趣。我也许正在打网球，但是心里想的是写下网球场的一个场景。可以说这是我做人最大的失败。
——盖伊·特立斯
《巴黎评论》2009年特立斯专访
1972年的一天，40岁的盖伊·特立斯走进纽约一家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开启了他长达九年、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邻人之妻》，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该书甫一出版即毁誉参半：有誉之为文化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也有对其强烈的道德抨击，书中一些人物物化女性的态度也激怒了女权主义者，最终这些剧烈的反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立斯和他家人的生活。
现在，《邻人之妻》的中文版第一次引入国内，距离其在美国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38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中，不知同样的内容会引起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反响？也许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本书极为丰富、真实、多样的内容，任何反响和讨论都不会是单线条的。确实，当我们受文景委托翻译这本书时，就被它多重复杂的气质吸引：它既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出版、法律、宗教、家庭、自发组织的俱乐部等；也是一部错综复杂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法串联起了若干精彩而真实的故事；它更是出色的深度新闻报道，其对“参与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的极致运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启示。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有一种让我们既好奇又迷惑的特殊气质：特立斯似乎对笔下真实的人物不持褒贬，以同样的热忱详细展现人物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这种热忱中有一种对于细节的迷恋。随着翻译的进展我们慢慢开始了解特立斯，发现他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理解这种特质的关键，要把他自己、他的采访、记录、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这个整体也在回应他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的问题。
1932年特立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洋城，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他的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女装店。特立斯小时候在妈妈的女装店里帮忙，看到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如何和顾客交谈，顾客如何向他母亲吐露心声。从这些顾客的个人故事中，特立斯也第一次意识到了外面的世界。上高一时，特立斯为当地一家报纸写高中生活专栏，这帮他找到了自己在同学中的位置，而他之前因为穿着过于正式（他的衣服都是做裁缝的爸爸为他量身定做的），与这个群体一直是格格不入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他与同学们接触的理由。他觉得自己就像卖衣服给贵妇的母亲一样，即使并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成员，新闻采访让他有了和这些人在一起的理由。
也许特立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与群体若即若离的关系，会贯穿他的一生。他在《纽约时报》和《时尚先生》当记者时认真而执着，总能采访到大量私人故事；但与这种深入程度相悖，他却似乎一直在采访时和采访后保持一种超脱，受访者很少能在情感或者其他方面影响到他。在为《邻人之妻》做调查时也是如此，虽然他亲身参与所有私密的活动——在性开放的砂岩俱乐部，在按摩院，但他却总有一部分自我跳出这些场景之外，反思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过去等。他既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参与观察”的理想状态：他一直在既亲身参与活动，又超脱出来观察这些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特立斯在最亲密的私人生活中也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他接下来想写一本关于自己50多年婚姻的书，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来观察它的亲密、复杂以及不和谐之处。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其实也一直是一个旁观者。他从最开始就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他和妻子写的信（他会在信上标明是在什么情境下收到了这封信）、拍的照片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是著名的编辑，聪明、有人脉、经济独立，在盖伊·特立斯看来，她完全没有必要维持这段婚姻，何况他写作和发表《邻人之妻》时的行为还深深伤害了她的名誉。为了写作这本关于婚姻的新书，他雇佣研究助理来采访自己的妻子，想要知道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而不是她常常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来的“美好婚姻”。对于他写这本书，南有时接受有时反对。当特立斯的编辑打电话问南时，她说特立斯想写什么是他的自由，但是她恐怕特立斯并不理解什么是婚姻。
如此看来，观察与写作是特立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若即若离是他与人们的关系。最初那个写新闻的高中生，一直影影绰绰地出现，但是他想要成长的冲动固化成了一种模式：他探索和报道周围的一切，但是他仍旧不属于任何群体，而一个没有和他人融合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满又会推动新一轮同样的探索。这种模式是执着的也是永不餍足的，它似乎一步步将世界收于囊中，但是每一步“前进”都会退回原点。这是特立斯的“纯粹、强烈、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想要通过探寻别人的生活，来扩展自我经验的疆界”，这也解释了他对细节的迷恋。《邻人之妻》这本书确实是这种好奇心的集中表达，让人们看到他可以走多远。
无疑，这种模式是由特立斯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但是和他书中的人物一样，特立斯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大背景勾连在一起，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特立斯生于“二战”前，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虽然在美国，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邻人之妻》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海夫纳和约翰·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后者把“性的欢愉”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的社会理想，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对美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常表达对父母忠贞不贰的婚姻生活的轻视。不同的是，他没有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联，而是以永恒的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所有群体之外。这固然与特立斯的性格有关，他不像海夫纳和威廉森那样有克里斯玛型人格。但是他的状态却也许更加纯粹、诚实、典型，隐喻出海夫纳和威廉森事业的实质。当威廉森退出砂岩俱乐部后，之前共同体的形态也慢慢消散，这说明他们并没能形成人人自发并维持的真正共同体，最终砂岩也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商业化经营。海夫纳的商业帝国，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谓共同体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诉诸个体的欲望，并以消费为方式将这些个体编进资本的大网。这其实即是现代资本社会本身的形态：原子化的个体被纳入一个个人无力影响的大系统。
也就是说，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离又执着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用来存放素材和写作的地下室，没有窗子，仿佛没有时光的流逝。一如这个永远向前，却又原地未动的时代。特立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工匠精神，让他想要尽善尽美地呈现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质，例如对于小人物的关心、正义感、对历史的尊重，也给这种浩繁的呈现注入一抹温柔的色彩。他深信这样的写作已经堪比文学作品，也许还带着更胜一筹的真实。可以看到，他对于“新新闻主义”的标签是不以为意的，却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想要和同辈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一较短长。
因此当主流文学界忽视他的作品时，他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像受到伤害的孩子。确实，文学是他的成长所指向的方向，他对人的兴趣和探索，必然会使他的野心从探求人物的历史过渡到探求人物深邃的内心，而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野心。但是前文提到的他成长过程中“固化的模式”，加上这个个人难以与他人融合的时代，使得这一步过渡成了一个他很难迈过的坎儿。他也许确实将非虚构写作的触角延伸到了通常小说才可以到达的领域——人物的心理世界、人物的私生活等，但是在他能够真正“在这里”、真正与人共情之前，他离真正的文学也确实仍有一个拥抱的距离。这个时代的道理也是如此，纯粹的自由只能将人还原为互不相干的个体，它无法建立起任何东西，在它能够让人们跨越自身的边界相爱之前，它离真正的自由也仍旧只有一个拥抱的距离。
这一切构成了特立斯的凝视。当时代挟裹着所有悸动滚滚而来时，特立斯回以凝视。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他的凝视，并在其中照见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