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些年来，整个争论的背景和语境有没有什么改变？
黄盈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立场、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与之对话的情境与语境。最近十来年中国大陆在性的议题上有很大变化，这也是我近年关注的重点之一。一方面，在变迁的中国社会背景之中，中国人的性行为、性观念、性关系、多元性别等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有本书《性之变》讲的就是这个；另一方面是语境的变化。
单纯从语境变化来看，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的性社会学研究主要对话于性的科学主义、性的医学化、性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以及否性与忌性的文化，此外很重要的，还对话于西方的学术语境，强调本土的性研究。但是现在，整个对话背景变得更加复杂了。除了这些老的话语体系依然强势，且需要继续批判性地进行对话，新出现的几股力量——比如LGBT运动的迅速发展，新一波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性教育项目的兴起，以及年轻女权主义者们在性议题上的积极介入——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对话主体。这种语境的复杂化也使得对话愈发困难。不过就我自己的兴趣而言，还是会倾向于以批判式的立场保持着对于不同层次的边缘化议题的关注，保持着对既定性故事套路的警惕，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尝试“另类叙述”、多种性故事生产的可能空间与社会条件。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术环境的变化、联动与博弈也使得我们需要更加动态地看待性研究、更为复杂地思考性的议题，接地气地看待性/别边缘议题与人群，而不是简单的我对你错，或者站个队、骂个架。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展开来说说“性社会学何为”，以及近20年来中国大陆性/别生态的具体变化，这是我自己参与在做的事情，也有一些我感受比较深的切身体会与思考，当然也包括反思，可能会是另一面向的《我在现场》。
研究与社会：“性议题如果说是学界的弃婴，那么就是媒体的宠儿”
记者：今天的学术体系越来越强调规范化，而这本书里的性社会学研究案例看起来更强调个人研究时的具体情境， 这里面是否会有某种矛盾？
黄盈盈：这个得看你指的是哪些学术领域。比如今天社会学是以量化为主流的，现在又搞大数据。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没什么特殊的，方法也是借鉴人类学的，顶多就是社会对于“隐私”、“边缘”的构建，使得我们对研究过程中的方法与伦理议题更加敏感。我一直觉得，田野调查是定性研究方法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不光是访谈，还有各种场合的聊天、旁听、观察、体验与感受。按照定量研究的范式，如果以客观中立或“科学”来衡量我们的红灯区研究，那确实有冲突。但问题是，定量对应的实证主义只是某一种研究范式，社会学还有其他的范式。方法背后的方法论的不同，反映着我们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不同。而我认为，以量化为主的规范化的做法，对人的认识太过于简化，对生活的切割也太厉害，拿着某个既定的理论框架去套材料，丧失了很多乐趣。拿这套做法来衡量所有社会学研究的话，就是霸道了。现在很多人就是以量化的大一统标准与思维来评价定性研究，这就搞错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承认多种方法论的并存，就不会认为这是矛盾。
记者：人类学家项飙曾撰文称，“知青一代”学者正在逐渐退场；你以前也提到说，你这一代的弟子跟“知青一代”的潘老师比起来，更“科班”一些，这种差异会如何影响到今天的性社会学研究呢？
黄盈盈：潘老师那一代人的大部分知识，是从社会上和生活中学来的。不像我们，知识主要来自课堂与书本。我们已经算是同一辈里面做调查、接触社会比较多的了，但仍然跟潘老师那一辈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对社会的很多看法和洞察都来自于生活经历、上山下乡，他们看的杂书也非常之多——这方面的知识很重要，而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的历练的。这当然会造成某种困难或挑战，因为社会学是要研究社会、研究人、研究人的生活， 书本知识和对研究方法的技术上的掌握是必要的，但却远远不够。比如同样一件事情，和其他人相比，潘老师的分析力度、透视度，甚至独立批判的精神都不一样。
我知道不少人，特别是留洋回来、科班训练出身的年轻社会学者，对上一代社会学家颇有微词，我的看法不同。我喜欢跟这些老师聊天，受益颇多。那代学者有他们的知识局限，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社会阅历、看待问题的方法、对人与事的洞察力，是我们这代大部分学者所不能及的，而我认为这些特质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社会学训练，两条腿走路很重要，理论文献很重要，但你也要出去做调查，接地气。今天的科班训练可以尽量两方面努力，但是做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毕竟时代不同了。整体上我没有那么乐观，比如今天很多学术杂志的文章都很规范，定量的统计模型做得很漂亮，但经常觉得很“没劲”，研究做完好像和没做也没啥不一样，或者哪里不得劲，很难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黄盈盈：最近十来年，中国大陆在性的议题上有很大变化。图为2017年在广州开幕的第19届广州性文化节
记者：所以，你认为研究是不是“有劲”和研究是否有社会时效性之间有必然关联吗？你认为性社会学在中国的未来是怎样的？
黄盈盈：我觉得性社会学未来仍是一个比较边缘的领域，中国大陆目前正儿八经做性社会学研究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性的议题，如果说是学界的弃婴，那么就是媒体的宠儿。我是觉得，研究有劲与否和时效性没有太大关联，我自己也不喜欢赶时髦。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个很“落后”的人。很多貌似时髦的话题——婚外恋、性教育、红灯区——其实都是老话题。早在二三十年之前，甚至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了。现在虽然细节有变，但讨论的深度没见有多大进步。
我们可以就近看看2011年的河南性奴案，在当时震惊社会，很多媒体跟进报道了半年以上。即便是针对小姐人群的暴力，都曾经有过整版的报道。但过了一两年后，似乎人们已完全忘记了还有这回事，一有扫黄或者什么新闻事件便又开始嚷嚷。出一个热点便赶出一堆评论文章，很快下一个热点就把前面的盖过去了，循环往复。看着热闹，其实挺没意思的。虽然最近我对媒体的看法有所改变，也试着更为开放地看待时效性，但就社会学研究来说，我觉得不是以博眼球、时效性来衡量其价值的。事件可以日新月异，但是经常透射出某些固化的思维习惯，不对这些东西进行深刻的反思、讨论甚至挑战，就会流于表象。
原标题：性社会学家黄盈盈：一位性工作者告诉我 怜悯本身就是高高在上优越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