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青杨
2019年1月20日，胡坤在宿舍猝死，多名知情同学称，胡坤的死可能与其导师迟迟未修改其论文、导致其延迟两年多仍未毕业，加上过度劳累有关。胡坤家境贫寒，属于典型的“寒门学子”，为了供他上学、改变家中的窘境，父母、妹妹都远赴他乡打工。按照计划，原本五年就可毕业，但胡坤学习了七年半仍未能毕业。据大白新闻，10天前在华南理工大学宿舍猝死的该校在读博士胡坤的家属，已经与校方达成了赔偿协议（大白新闻）
从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自杀身亡，到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崇园，同样是优秀的寒门学子，一样的拼博努力，最后却赢来了同样悲惨的结局。回顾一下，与陶祟园一样，杨宝德来自湖北黄冈农村，家境贫寒，成绩优异。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要帮博导浇花、打扫办公室、擦车、拎包、挡酒，甚至要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杨宝德曾几次尝试自杀，在当年圣诞节晚，杨宝德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第一个问题，一些导师为什么要招“寒门”博士或研究生？现在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
一些“老板制”导师在招收学生方面遵循的模式是要么学生出身贫寒，能做家务能写文章，这类学生名额少竞争激烈；要么学生出身官宦，能够带来一定资源，如人脉和经费等，这类学生起步在副处级；再有就是出身商贾的学生，能够满足导师对商业方面的好奇心和需求，这类学生主要看忽悠；最不济就是招个外国学生，在某些特殊场合，如春晚，表演外国人说相声等曲艺杂耍，来满足导师走向国际的虚荣心。这类学生通常要求尽量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种“团队组合”的思维下，陶崇园或杨宝德这样出身寒门的，沦为导师们的“三陪”，也不足为奇了。——老板就是需要这样的搭配组合。
对于这样的情况，学生只能选择要么换导师，要么逆来顺受，除非学生愿意放弃多年的寒窗苦读。而就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生就读情况而言，换导师几乎不可能实现。大多数的博士生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对于发表论文要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的“潜规则”，很多博士生都表示不满。但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在很多方面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甚至有部分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故意使学生延期毕业，使得博士生所背负的压力倍增。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长期选择隐忍？首先，大学生从入校开始，从思想状况到生活细节，高校普遍地将成年学生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管制起来。一些学生面对学校管理的不公或者不满，往往只能隐忍，稍微忍不住，辅导员或班主任就会语重心长地做思想工作。四年本科“圈养”的结果，使得很多学生毕业后无论是进入社会谋职，还是继续读研深造，缺乏独立、健全之人格。因此，当一些研究生面临导师的不公时，隐忍就成为他们从高中、本科以来所熟悉和最习惯的方式，有的甚至意识不到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另一方面，一个研究生导师从入职开始，历经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每一次职称评定都是对其体制化的塑造，都是对其身心的“磨练”“煎熬”。不排除有些人熬到教授，并成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之后，也就自然而然用最习惯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从心理学角度，无论是高校的行政官僚对待教师，还是研究生导师对待学生，一旦高权力者将低权力者视为资源，而不是有着个性诉求的具体的人，那么高权力者就不会再像尊重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对待低权力者。
第三个问题，导师手上到底有哪些生杀大权？当下，广大研究生或博士，没有导师的同意和签字，学生无法参加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推荐，学生也无法在这一专业中得到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包括由研究生保送博士、由博士到博士后站锻炼的机会。尤其像历史考古那样相对“冷门”的专业而言，就业情况更是要依赖于导师的资源，弟子们不得不对导师绝对服从。
同时研究生从入学起就必须对应一个导师，从经费的发放到培养计划的制订，毕业论文选题的确定，乃至发表文章的推荐和工作的寻找，都要依靠导师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很容易形成对导师的个人乃至学术研究路径的依赖，从而也很容易被“奴役”了。教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们，却在治学生方面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甚至可以这么说，导师们把“门徒”的小命都捏在了自己手中。
如果说中国的师生关系是“师徒如父子”的话，西方就可以称之为“师徒如夫妻”，除了知识上有高低深浅外，大家在人格和行事上平等的，性格和则共事，性格不合，则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在美国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只是其写作博士论文时的指导教师，而不是大包大揽的“中国式导师”，既要做道德的楷模，还要做生活上的朋友，更要做学术上的领路人，以及学生未来就业的介绍人。
所以，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那就必须要改变研究生和导师间的已经“固化”的培养模式，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的招生中不要以导师名义招生，而应以专业名义招生。同时，培养不能过分迷信和依赖导师个人的力量，取消那种研究生一进校就确定导师的简单化的人身隶属式管理办法。